精选清明祭今天,我们为逝去的师者扫墓【优秀篇】

行为世范不“模糊”

所有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个性独立，无论在数学海洋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极其敏锐。您还无比执着，只要看准什么事，都会坚忍不拔地完成。您这些品质，令您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姜伯驹也赞叹不已。

您是由“小兵”一步步干到“将军”的楷模。您刚到四川大学时，不过在科研处干一些收发文件的杂务。真正拿起教鞭，也不过是因为其他老师要去进修，找到您临时代课，讲授习题。您没有因为这是份临时工作便随便对付，而是倍加珍惜，尽职尽责。您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当时授课指定使用的统编数学教材，甚至连基本定理论证都还有明显的错误。您怀着高度的责任心，一丝不苟地纠错、授课、钻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您在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茨奖得主米尔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长期探索，最终攻克了拓扑学中有名的“怀特海德”难题；同时，您还对新兴的不分明拓扑学中最基本的邻近构造，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为国际同行所广泛引用。

您是提携后辈的恩师。1990年的数学年会上，江西师范大学数学系讲师应明生在申报项目时碰到了问题而无计可施，正当他在宾馆走廊上愁容满面时，您恰好路过，主动问他：“你是不是叫应明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在您的帮助下，应明生第二年拿到这个项目。后来，早就仰慕您的应明生投入您的门下，跟随您进行数学研究，如今，应明生已经是量子计算的领军人物。而像应明生一样，在您的提携和指点下大放光芒的中青年学者，数不胜数。

您是直言不讳的典范。您曾是九三学社的全国政协委员。那一年，三聚氰胺事件震动全国。政协会议上，您拍案而起：“奶粉中的三聚氰胺，量很大，质检部门竟然说不知道，很荒唐。”对学生，批评起来您也不留一点情面。四川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张旭是您的学生，他把博士后出站报告送给您，您翻阅后就开始批评，哪里很不规范、哪里安排不合理……2005年底，张旭再次被您批评，“到川大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学生？”直到2011年，他的学生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面表扬张旭，“看来你在川大也带出了一个团队”。您对学生恨铁不成钢的殷切关怀之心，让张旭难以忘怀。

您说过，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都不仅仅以金钱为目的，现在大学生比你们年轻的时候选择更多了，希望他们不要做那种“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的人。

您是著名数学家，是中国模糊数学领域的一代大家，但是您走出了清晰的人生。

英文乐土“老神仙”

您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终身教授、“英语大师”……您每堂课“至少让学生笑三次”，年年入选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但您更为大众所知的身份，是《英汉大词典》的主编。

您的英语太好了，好到这份工作由您来做，可谓实至名归；但您的英语又真的太好，好到让很多人疑惑，为什么您甘做词典主编，而且大半生都与编纂词典相伴呢？要知道，依您的能力，只需稍稍转身，就有无数的金钱名利等着您。

但您从不染指此类事情，您坚守文化人的本色，读书、教学、写作、编词典??编了《英汉大词典》，接着又编《汉英大词典》。这些吃力不赚钱之事，却有益于中国的文化事业，您想做的，就是一个本色的文化人。

您心里明白“文化”二字的重量。您的妻女都在美国，从个人生活的安逸着眼，您完全可以移民，但是您说，“我就应该属于这里。你说是家国情怀也好，故园情结也好，总之这是很难描述的情感，像脐带一样无法割断。一到秋天，秋虫鸣叫，这时故乡的草木风物，那声音颜色光线融合成的氤氲，就像海妖的歌声一样，有说不出的牵引力，即使远行，也要催着你回来。”

所以您把半生心血投入词典当中。这是文化的事，文化的事，您要认真去做的。

第一版《英汉大词典》出来，好评如潮。后来又有第二版修订版，您直截了当说，估计每一百页就有一处错。其实，大词典何等体量？数以万计的词汇，厚如砖头，您要真的一个字不改，只是加点价格重印，号称修订过了，会有人搜罗充足的证据，跳出来跟您打官司吗？可是您做了，花了大力气去修去改去补，成果是否能为人鉴别，无所谓。对您来说，做不做，全看良心。

您素以个性鲜明著称。您出版散文《余墨集》时，要找人写序。那时您已名满天下，只要开口，有的是高官名流愿意给您写序，但您只要自己无职无权的挚友来写，因为您不看重官场上的名誉、地位，而看重文化思想上的同道者。

平日，您不是躲在家里工作，就是和学生在一起，几乎谢绝一切社交活动。您曾说：“我是真心地不希望抛头露面，我希望躲在我的‘洞’里，你们也不烦我，我也不烦你们。”有人称您为孤独书生，但您不怕独处，并且享受孤独“分泌和催化出的灵感”。也因此，复旦大学的学生昵称您为“陆老神仙”。

如今，您这位老神仙，驾鹤西去了，您终于可以休息休息。您没有大富大贵，但是您留下的词典，将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走向世界，保驾护航。

人生百岁犹酣畅

小时候，您读过一本介绍了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等人事迹的《英雄豪杰传》，心生景仰。后来您又读《独秀文存》，里面有四句话：“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求生存、求发展。为了生存发展，一要求知，二要创造。”句句鼓荡胸间，您“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因为抗战，您的求学生涯数次推迟，40岁才拿到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您多次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暂停学业，也数度放弃进入政府工作的机会，却从来没有放弃对学问的追求。

1949年9月，您踌躇满志地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任系主任。您觉得，施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来了。然而，迎接您的却是长达22年的多舛之途。1957年8月3日，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经济系资料室改造，还要去农场拔草，到基建工地劳动，牛津大学的博士帽从此“一文不值”。

可是您没有让自己的人生“一文不值”。您在资料室里学习，结果，在那间逼仄的小屋里，您成为一名高产的翻译家。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间，资料室里大量的外文著作成为抚慰您心灵的“好朋友”。您先后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等8部著作，共计230多万字。

平反后，您已年过七十，您说，“我要再工作20年”。

您给学生和青年教师讲专业英语，从70岁讲到86岁退休；又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编写教材、撰写专著、培养硕士生，把这门课程引入中国。您不仅创造了108岁自然生命的奇迹，更创造了学术生命的奇迹。您长期笔耕不辍，90岁时学会使用计算机，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93岁重新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成为畅销书；百岁之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时，您修订的《人性谈》再版。

80岁时，您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您回答：“你们不了解我。”

您的忘年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杨先生既非求名，也不求利。他从旧时代过来，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他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总是希望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社会做事情。不了解他的人生观，则无法理解他的选择。”

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授予您荣誉院士，除了赞誉您在中国大学任教所取得的成就，还赞誉您“凭借善良和谦逊，正视人生中巨大困苦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孩提时、青年时打下的人生底色，您用一生让它浓墨重彩。

奠基“催化”垦沃土

了解您的人都说，您这一生，是对化学痴迷，对祖国忘我。而这其中，又离不开一个“爱”字。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对峙，在美的中国专家学者，一概被滞留。彼时的您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您心急如焚，年年递交回国申请，收到的都是拒令。直到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为条件，要求美国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法令。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提前放行，您就是这11名留学生之一。

那时，您已在结构化学领域颇有建树，但那时中国的催化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催化科学是改变中国化学工业和炼油工业落后的关键，为此，您毅然转行，从此开启了中国催化科学的大门。

您提出配位络合催化的理论，科学地指导催化学科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学术思想，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58年，您在厦门大学成立第一个催化教研室，接着又受教育部委托成立催化讨论班。后来从这个班走出了很多全国知名的催化领域专家学者，有人称之为中国“催化界的黄埔军校”，您因而成为中国催化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厦门大学也由此成为催化科学研究重镇。

您因此被很多人形容为“智力超群”，但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对化学的爱，是您成功的重要因素。

1979年，您生了重病，在手术前，您还特意把助手们叫到病床前，交代研究工作。1982年，您忙于研究，忽略身体出现的发烧、乏力症状，以至于在凌晨起床时昏倒，经抢救才转危为安。而就在这次昏倒前一天，您还加班工作到深夜两点；病后即使在病床上，您依然利用报纸的空白，勾画固氮反应的机理图。

没有对祖国的爱，是无法做到这样忘我的。

当年，您为了赶上回国的最近一班船，连自己的汽车都没来得及卖掉，甚至连再等几天就能拿到的工资和奖金都不要了。

当年，您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赴国外交流，一路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3000美金交给同伴，让他买一台计算机带回国，您说，“我们要早点跟上世界的步伐”。

万惠霖院士和您长期住在厦大敬贤宿舍区。多年来，他每晚睡觉前都会习惯地往对面楼里您的书房看一眼，每次都看到您的书房里还亮着灯光。万院士不但以您的事迹鞭策自己，也以此激励学生，令“敬贤的灯光”成为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一代代相传的典故。

10月3日，您走了。敬贤书房里的灯光，再也不会亮起。

但是您已在无数人心中，点亮永不熄灭的明灯。

“提灯女神”照远方

您的生日是9月10日，恰好是教师节。

您说：“冥冥之中我就是要当教师的。我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绝不后悔我所有的付出，因为我是一名高尚的人民教师。”

您有资格这么说。

1995年，您来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卢湾辅读实验学校。您当时想着，要适应这份工作并不难，因为您在小学任教时就享有厚爱“差生”的美誉，在您的手里没有不及格的学生，更没有留级的学生。

然而很快，香港的一个辅读教育代表团来了。他们来到学校考察，告诉担任校长的您，内地的辅读学校不像辅读学校，与普通学校没什么差别，既没有特教的课程，更缺乏特教的理念。

这句话对别人，也许是一听了之，可是对您，却犹如一次核裂变，使您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要让智障孩子成为有用之材，光凭爱心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系统的教育方法。”您和老师们开展“中度以上智障儿童生存教育课程与教学”的课题研究，要使这些孩子的大脑机能在现有基础上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补偿和康复，并使他们具备自立于社会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您说，那段时间，就像在漫漫无边的沼泽里跋涉，停下来就会陷下去，要向前走，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

您瞄准特殊教育孩子的需求，率先在上海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重度残疾孩子送教上门，使特殊教育覆盖所有的特殊孩子，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零拒绝教育”。

您开垦“特教教材”这块“处女地”，领衔编写了大量特殊教育的学校课程教材、学生用书和教师指导用书，被全国200多所学校使用，共发行数十万册。

您在卢湾辅读学校施行因材施教。针对学生智力发展程度和残疾种类不同，设置了包括集体教育和个别教育两大类课程表。同时建立医教结合、评估目标多元的评估体系，开展生存教育、社会实践，让许多孩子在走出校园时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您记着学生的点滴进步。毕业生小黄凭自己努力，到星巴克工作，送来咖啡兑换券请老师喝；因为重度智障需要送教上门的孩子小成，4个月后第一次主动叫您“何老师”；每一届都有不少学生成了烹饪特长生和电脑网络特长生，考上了市劳动局颁发的四级、三级、二级“厨工”或“中式面点”的上岗证书……

您说：“虽然我们付出100%的努力，往往只能得到0.01%的效果，但孩子们的一点点进步，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幸福。”

您被称为特教界的“提灯女神”，照亮了孩子们的心灵和前途。

您虽已远去，但您照亮的路途，有更多人前行。

亦师亦友老顽童

您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终生在物理科学前沿探索奋斗，但是身边人回忆起您，都说您是个老顽童。

在您的家中，有很多像磁悬浮、单摆碰撞这样的科技类小玩具。您喜欢钢琴、小提琴。您弹琴的时候，夫人黄友梅就给您拍手，有时候还会轻声跟着唱。

您非常喜欢美食，烤鸭、炸酱面、烤鹅、鱼粥……您发现了哪儿的美食，就会把大家都带去。您还喜欢聚会，就连“六一”儿童节，您都要跟着凑热闹，让学生们带上各自的孩子和大人们一起玩。

谁能想到呢，您这样一位老顽童，1953年，在新中国第一批派遣留苏学生考试中，竟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莫斯科大学录取。四年中，您求知若渴，用世界最前沿的物理知识武装自己，研究生后期，还兼学炸药爆轰理论、火箭内弹道学和导弹自动控制。20世纪50年代回国后，您另辟蹊径，把射流技术融入反坦克武器的研制，在珍宝岛中苏对抗中站在技术最前沿。

您是个有智慧的人，为自己营造出难得的避风港。白天搞军工，晚上开夜车搞理论物理，您默默追踪学界最前沿。20世纪70年代初，您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规范场理论中的规范势可分解和具有内部结构的理论，并广泛应用于宇宙学、凝聚态物理、额外维理论、微分几何与拓扑等领域，在国际上被誉为“段学派”。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1972年回国时，听说中国西北有人在搞规范场理论研究，大感惊异，在1976年再次回国后特意前往兰州，在听完您的学术介绍后，杨振宁连称三个“妙”，并感叹：“山沟沟里面竟然可以研究规范场理论！”

您一生躬耕讲坛，执教65年，常鼓励学生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您注重学生的基本功和创新能力，您带研究生时，每周要安排3天与研究生见面，指导他们的科研与论文写作。60岁的时候，您赋诗一首：“万物始于一，常道法自然。深观宇宙妙，穷极粒子玄。”这就是您的学术追求吧！

您逝世后，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刘鑫特撰悼文，写道：“今天，他摆脱了病魔的纠缠，终于可以自由地追寻理论物理和数学的真谛。他还是那个聪明的年轻人，还是那个淘气的小顽童。”

再见，老顽童！

志在“预应”浪涛阔

您毕生研究的预应力，圈外人士很陌生，但它支撑了很多重大工程：南京奥体中心的超大面积平台、苏通大桥连续刚构、上海磁悬浮、世界最大直径天文望远镜等，都有预应力的独特贡献。

在我国预应力研究领域，您是开拓者，也是全国唯一的预应力院士。您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两类斜裂缝理论，您牵头的“现代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获得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您曾说过：“创新就是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出力。”您的床头有“三宝”：夜灯声控皮球、闹钟、圆珠笔连带活页纸。一旦有奇思妙想，哪怕是半夜，您也要赶紧记下来。很多项目的设计思路、理念，都有“床头三宝”的功劳。

您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知识改变命运，成才必须勤奋，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这是您教学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您还经常跟学生讲“8小时出不了科学家”，强调学习一定要勤奋。

您自己就是榜样。您上学时，外语课一直学的是英语，上大学时，学校改教俄语。全班只有两个同学从未接触过俄语，您就是其中一个，连33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俄语老师提问您，您答不出，还为此哭过鼻子。从此，您几乎每天捧着俄文词典，关键词就用红笔画出来背，扩大词汇量和知识面。100多页的俄文词典，您反反复复翻看。等到了研究生阶段，您阅读俄文文献就和中文文献的速度一样快了。

您把学生的成长进步，看得无比重要。

有一年，您被自行车撞倒，导致严重的骨折。病床上，您继续指导博士和硕士生，为他们修改论文。身体状况稍好一些后，为了不耽误硕士生课程，您把教室移到家里，拄着双拐下地，用小黑板给学生上课。每到毕业季，当毕业生们排着长队请您在毕业纪念册上写寄语时，您总不忘写上自家的电话号码，对学生们说：“若有问题需要我帮忙，就给我打电话。”

您在东南大学先后培养了12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10多名访问学者，可谓桃李遍天下。这些接班人不仅从您那里汲取了预应力相关的知识，而且传承了您不断创新的精神，更延续了您“让中国成为世界预应力的中心”的宏愿。

您投身预应力的“战场”时，我们还在从欧洲引进预应力知识和技术；您离去时，世界预应力中心，正在一步步向中国转移。

强者永无落幕时

中关村的风云瞬息万变，但不是每栋楼都那么步履匆匆。

比如您住的科源社区“特楼”。

自1956年10月，丈夫郭永怀辞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教授职务，带着您和女儿郭芹回国后，您就一直住在这里，已满60年。

大家知道，您和老郭感情深。

郭永怀飞机失事那一天，得知噩耗的您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您完全醒着。几十年来，您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只是，您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60年来，您守着和老郭的这栋小屋，您是孤独的。

但您又不孤独。

“文革”结束，您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您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您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您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1979年中美刚正式建交，您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您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

您退休后，也不孤独。

81岁那年，您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从主题到时间确定，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确定了主题，您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您说，不能贴得太早，也不能贴在风口处，以免被风刮跑了。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等到94岁那年，您才关闭了大型论坛。

您实在“忙不动”了。

背越来越驼，记性越来越差，一件小事，一个半小时，您能反复说7次。

花还在，阳台还在，钢琴还在，墙上的您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图画还在。

而您，不在了。

现在中关村的房价，已经突破10万元一平方米。

您留给世人的价值，无价。

绵绵唐音无绝期

您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读书，涉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多门学科。

教书，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0余载，培育本科生数以千计，博士生70余人，聆听其报告会者，更是不计其数。

写书，撰写了文学理论专著《文艺学概论》，被誉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出版学术著作30部，诗词集3部，随笔集两部，主编书籍40多部，发表论文、散文近200篇。

一生只做三件事，您把每一件都做到了极致。

或许是诗书浸润了傲骨，您在自己坚持的事情上，即便面对压力，也从不愿让步，用您的话说，便是“不怕得罪人”。

少年时考天水高中，您因初中三年成绩突出而免试直升高中，但训导员多次“训”您“读书太杂、思想不纯”，您因此与之争吵，并不愿检讨，学校最后贴出了“侮慢师长，不堪造就，开除学籍，以儆效尤”的布告。

至于学术研究、立论著文，您更坚持求真求是、新见迭出，决不随波逐流，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

因为这样的执着，那段时期，您并不好过。

“文革”之初，您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扣上“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帽子。抄家、游街、挨斗、扫马路、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其间几次因哮喘病发作昏迷，到医院打强心针才被救醒。

然而，十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您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尽管当时的学术气候尚是春寒料峭，不少人噤若寒蝉，但您义无反顾，以“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气概写了《再论形象思维》。而今天，形象思维已然是我们关于文学的基本认识了。

这样的情操，大概只能用您早年写给胡主佑的一句诗来概括：“浩气由来塞天地，高标那许混风尘。”

那些人，那些事，随岁月流逝，渐渐远去。最后的岁月里，您的话也渐渐变少，您最爱待的地方，仍是自己的书房“唐音阁”，在这里，唐诗、宋词环绕，可以和故人神交。

您学的第一首诗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想必，如今的您，正在烟村亭台之上，与故人看绿水滋繁花，看青山郭外斜。

师者大爱洒边疆

您去世时，无数人从外地，甚至国外赶回，一定要送您最后一程。

看您的照片，脸颊瘦削，眼镜之下的目光却凛凛。学生们调皮地把您的瘦称之为“苗条”，还私下里叫您“阿苗”“苗老师”，后来传开，老师们也凑趣这样叫您。您听了，总是乐呵呵地笑。

您在宁波镇海中学从教30多年，在同事和学生眼中，身材瘦小的您就像远方的一盏灯，虽然微弱，但始终在那里发光。

学生们最记得的是，您在黑板上讲完一道难题后忘我的陶醉。“太妙了，你们说，妙不妙？”您总会情不自禁地加上这么一句。

学生有难题解不出向您求教，您头一句就是：“这道题实在太简单了。”学生们开玩笑，说当时的内心是崩溃的，说您总是用强大的学识碾压他们，催人奋发。

您教学成绩斐然，两届初中毕业班，物理平均分、及格率均全省第一，您1997年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级，理科平均分全校第一……您还是镇海中学航模队、学科兴趣小组、物理竞赛的指导老师。

很多人说，您是宁波最好的物理老师，您教过的学生，拿过世界冠军的有一箩筐，是真正的桃李满门。

您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拼。

2012年，已经50岁的您主动请愿，从东海之滨的宁波市镇海中学，来到天山脚下，在新疆阿克苏库车县第二中学当副校长，成为一名援疆教师。

您把库车二中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您把镇海中学的教学模式运用到了库车二中的实际教学中，指导老师集体备课，各组老师一起研讨、说课，而这一改变的结果，就是学生们学习成绩明显提升。

您还常去学生宿舍串门。有一次，您发现很多孩子晚上不睡觉，用手机玩游戏发短信。于是您便不准孩子带手机，同时在学校里增加了120多部固定电话，方便学生和家长联系。

1月，援疆教师支教一年半期满，要回浙江了。离别时，老师学生相拥而泣。您眼眶也湿润了，来不及跟家人商量，您就对怀里的学生说：“老师不走了，再带你们一年半，我要看着你们都考进大学。”

于是您待满了三年。这三年，学校年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一共有6名学生，这是库车二中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您就没真正闲下来过。回到宁波才一年多时间，大家总想着您能稍微放松些，多些休息时间。没想到2017年刚过完年，您竟被查出了肝癌。2月15日从上海复诊完回到宁波后，您的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原本就十分单薄的身子骨变得更为消瘦。2月25日上午8点31分，您悄然走了。

这是您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阿苗，您听见孩子们对您的思念了吗？您在天堂，还好吗？

近一年逝世著名学者

（不完全统计）

中科院院士徐祖耀

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严东生

中科院院士谢学锦

中科院院士任新民

中科院院士王世真

中科院院士王守觉

中科院院士陈达

工程院院士范立础

工程院院士曾庆元

中科院院士陈能宽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

武汉大学教授曾令良

南京大学教授郁慕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绳武

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康

清华大学教授王尔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