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朗读者第九期观后感
2017年朗读者第九期观后感【篇一】
导演陆川在央视《朗读者》节目里的处女秀，就是朗读作家王宗仁的《藏羚羊的跪拜》，他要把这篇散文献给多年来关注自然、默默守护可可西里的人们。在陆川的朗读中，那只面对猎人枪口跪拜的藏羚羊并没能挽救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却让猎人从此放下了猎枪。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陆川自认为是个“见光死”的人，在镜头前做任何事情都会情不自禁地紧张，在镜头后面看监视器，才会觉得舒服。距离拍摄电影《可可西里》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当年在可可西里的那段经历成了陆川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不仅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更让他对生命和信仰有了全新的认识。
对于生和死的探讨
以天葬的仪式开场，以天葬的仪式结束，不论是谕示生命的不断转世，还是象征着生死的无尽轮回，影片《可可西里》已然将焦点锁定在人类永恒的死亡主题上。那片土地孕育的每个生命神圣却又脆弱，无人区的奔波追逐，还有那些野蛮的放逐，让观众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无助，以及命运的无常。影片没有那种惩恶扬善的鲜明表达，充斥全片的只有绝境中的挣扎，与自然抗争，与盗猎者抗争，与自己抗争。
2004年，陆川编剧、导演的《可可西里》上映，这部电影给他带来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等荣誉，同年他还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它让陆川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佼佼者。陆川曾经说过，《可可西里》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让他找到了拍一辈子电影的方法，还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二部电影不是《可可西里》，我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可能有后面的创作。拍完《可可西里》的时候，感觉对于生和死的探讨没有做完，好像只做了一半儿。”回忆当年拍摄《可可西里》的经历，陆川说，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敬畏自然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的概念，并不是自己内心真正的信仰，“等走过了可可西里之后，经历了那里林林总总的一切，在藏地见证了很多的东西之后，对环境的敬重和敬畏之心就根植在我内心了”。
有一次，一个地方政府想请陆川去做一个实景演出，看过之后他发现这个演出可能会破坏当地的植被和水源，就放弃了这个项目。不仅创作，连日常生活里很多小习惯也彻底改变了，见到穿皮草的人他会上前提醒，对以前喜欢的象牙雕刻也敬而远之了，以前喜欢看马戏，现在感觉到马戏团是一个有悖于自然法则的挺残酷的事情。去年，陆川的动物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和观众见面，“在拍摄这两部电影的过程中间，我的很多生活习惯、很多想法都改变了。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里，和野生动物打交道，接触环保主义者，他们对我的改变很大。”陆川说。
1971年出生于新疆奎屯的陆川，2002年凭借自己编剧、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寻枪》在中国影坛崭露头角，《可可西里》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对于陆川而言，拍摄《可可西里》的那段日子让他难忘，花了两年时间在可可西里选景，然后下去生活，再写剧本再拍。所有参与这部戏拍摄的剧组成员都存在健康遭受损害的情况，而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国电影创作一部不一样的作品。
陆川的电影之路是从阅读小说开始的，尽管父亲、剧作家陆天明和姑姑、作家陆星儿对他直接的帮助不是很大，但是，儿时的文学积累给他日后的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营养。陆川坦言，自己一直没有把电影当作一个职业来对待，“所以就很想去拍不同的电影，去尝试不同的事儿。影评人和观众有时候会希望你保持自己的风格，但我想通过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切面去了解不同的人性”。
好坏评判标准在那片土地上彻底失效
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约100万只高原动物藏羚羊，不过随着藏羚羊绒的价格暴涨，可可西里爆发了对藏羚羊的血腥屠杀。从1993年起，可可西里周边地区的藏族人和汉族人在队长索南达杰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巡山保护队，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陆川说，影片灵感来自有关藏羚羊、野牦牛被残酷猎杀的新闻报道，最终，那里的人们挣扎的生存状态深深打动了他。
直到今天，在陆川的记忆里，可可西里都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存在：缺水缺油，冰天雪地，狂风怒吼，流沙肆虐。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名字虽然美丽，却是一个被欲望、罪恶、死亡笼罩的地方，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总是现实而残忍，暴力而血腥。在那海拔4700米的无人区，危险的荒漠之地，有人可以因为贪婪去掠杀藏羚羊，有人可以因为5元钱残忍地做帮凶，好坏善恶、理想现实、震撼愤怒无奈，所有这一切，都在那片土地上纠缠博弈。
人类为什要蹂躏这片美丽的土地，为什么要残害这些藏羚羊呢?因为有些女人要用羊毛装扮自己的美丽，于是有些人便通过猎杀藏羚羊以满足金钱欲望，还有一些人只是为了生存。
作为一个非典型的英雄，《可可西里》中的主人公日泰身上混杂了理想主义和残酷现实的尴尬，他不是警察，只是以西部工委的名义行动的自愿巡山队成员，他对在冰上抓住的捕鱼的人罚款，现场开条子并从口袋里把公章拿出来盖章，他指示队员卖皮子，他不顾队员和自己的性命去追那个老板，似乎这一切都会让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正义性和纯洁性产生怀疑。
在这部电影里，刘栋作为巡山队员，被队长日泰呼来唤去左右驱使不但毫无怨言，同时他身上也显现着鲜明的生命本性追求，而最惊人的一笔，却是他毫不脸红地伸手向做“三陪”的女友要钱，然后再转身拿着最底层女性的血肉钱，赶去捍卫一群志愿者的崇高使命。
“在可可西里，我们沿用多年简单明了的好坏评判标准彻底失效，好与坏可以在瞬间转换，一如生死。盗猎者为了生存而盗猎藏羚羊，而巡山队员为了给队友治病也卖羚羊皮。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恶人会在某些情况下选择善。”陆川说，现实中，“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更多时候道德屈从于生存，那里的人们用坚定的毅力奋斗在生命的禁区，用人们无法想象的意志生存，“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
想要给观众留下的不是眼泪，而是思考
2004年，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唯一一部参赛影片《可可西里》获得了评委特别奖。领奖台上，陆川落下了男儿泪。
生活中，陆川自认是个“泪点奇低的人”，最主要喜欢流泪的场合是看电影，经常情不自禁眼泪就下来了，有时候在飞机上对着电脑泪流满面，弄得空姐一头雾水。
在可可西里，剧组所有人都身体不舒服。在《可可西里》的拍摄中，一次意外让陆川失去了一个伙伴，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可在电影剪辑时他又狠心删掉了很多煽情的桥段，他想要给观众留下的不是眼泪，而是思考。看过太多的生与死，感受过大自然可怕的力量，陆川想要把人类生命的脆弱传递给观众。
为了拍《可可西里》，陆川多次跟随当地的巡山队员进入无人区巡逻，他最迫切要表达的就是真实。2003年8月，影片正式开拍，陆川率领剧组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我觉得煽情是对可可西里的不负责任，因为那里拒绝眼泪，只有绝望、平静与内敛”。
《可可西里》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拍摄，其中有30%的内容是在无人区拍的。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剧组还在可可西里高原最高峰布格达尔峰海拔6200米处取景拍摄。在布格达尔峰，剧组遇到了电影里巡山队经常碰到的事，在风雪中露宿，极度缺氧，头痛、头晕、呕吐，高原反应强烈，电影拍到最后，原本有100多人的剧组只剩下60多人，电影的拍摄也超期一个多月。
陆川把《可可西里》当作一部纪录片来拍，片中演员基本是非专业的，陆川逼着演员们去感受最真实的绝望，一次次去跳冰河，一次次去陷流沙，到最后，他们已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生存本能的反应。
2017年朗读者第九期观后感【篇二】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家国天下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尊敬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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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园里，曾经还能看到年近九旬的潘老骑着电动自行车带着年过八旬的李老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兜风。人们纷纷感叹，这不就是神仙眷侣的样子吗?
1978年，*访问日本时，曾在从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上表达了对日本高速铁路的艳羡和不甘落后的心情。
他风趣地对记者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40年沧海桑田，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的高铁大国。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快、高铁运量最多、高铁等级最高……
无数的成就和每年超过10亿人次选择乘坐高铁，在我们享受高铁给我们带来便利的背后，是无数个科技工作者日以继夜的心血付出，但他们的名字我们往往无从知晓，更没有办法感谢。
新一期的《朗读者》中董卿就邀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院士??潘际銮。
他是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学术权威，清华大学焊接专业的创始人。他参与解决了我国众多重大工程问题，我国第一条高铁、第一座自行建设的秦山核电站，都有他的功劳。他开创了高铁钢轨的焊接技术，为中国高铁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他担任了秦山核电站的唯一焊接顾问，为中国核电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时至今日，中国高铁不仅遍布全国，更开始走向世界。
中国高铁上立硬币能始终竖立不倒的传说曾惊艳全球，国外网友在体验了中国高铁后更是纷纷表白。
这一切，潘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自豪地说：“中国已经在高铁和核电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焊接技术过硬。中国钢轨焊接的水平超过世界任何国家，超过欧洲，超过日本，超过美国。”
而潘老，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焊接第一人。
潘老今年90岁了，他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里投身科学，用知识救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里，为我们建设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
他的人生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